Seven Mary Three

歌手Seven Mary Three的图片

伴奏数

1

播放量

1727

基本内容:四月的周末,乐队们聚集到酒吧。腰间的随身听里也许装着金属、朋克、英式或者Hip-Hop的唱片,但这晚他们前来上演的是同一种音乐。乐队名单里或许有些陌生的名字,而他们必唱的曲目观众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开始了整晚的翻唱,哪怕是不稳的节奏和失准的英文也能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里的夜晚很奇妙,人们因为拥有相同的记忆而激动;在失真吉他的倾诉中,场地内外经历着时空的置换,人们仿佛站在世界的极点,前后左右都是西雅图的方向。 当这仪式变成习惯,即便纪念的情感犹如丝绒般高贵,十年下来也蘸染了抹布的味道。狂欢需要理由么?在我们如今的理解中,狂欢应该是随时随地由心而发的。可是我们仍不甘心放过任何一个狂欢的理由,那正说明它是我们十年前不曾拥有的。 摇滚青春:十年前的4月8日,大洋彼岸传来柯特·科本(Kurt Cobain)的死讯。在那之前,中国乐迷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了。 九十年代初,如果你尚在学校里勉强着,肯定认识一个试卷上永远考不到的英文单词“Alternative”,而且知道一种字典里也找不到的解释——“非主流”,或者叫它“另类”也可以。当时懂得这个词的人也确实属于另类——在学校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骑着自行车旷课找人翻录摇滚磁带,对美国的向往一点不比现在少。每一个人都在孤立中,努力搜索志同道合者和交流的快乐,同时为能早一天成为专业乐迷而努力,在课本的遮挡下翻译歌词,进行额外的英语修炼。 非主流的概念到来之前,资讯匮乏的中国乐迷几乎有着相同的信仰,过着一种普遍的精神生活:一边寻找和收集摇滚史上的经典唱片,一边向重金属强壮有力的胸膛扑去。重金属无疑收容了青春期的暴躁。在中国,它比革命性的朋克乐更早地占据人心,其功效性也让人爱不释手——乐迷可以先用它的吵闹赶走看不顺眼的人,再借它的辛辣和硬朗撑起自己发育中的身躯,并留起一头精心梳理的长发。 谁不盼望能在一个秘密的早晨占领学校的广播室,让操场的大喇叭轰出“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或者“金属制品”(Metallica)的音乐?可仅有的理智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权衡过几十种自杀的方式之后,日子还得过下去。在憋闷和屈辱之中,宗教般的重金属仍然威猛挺立着,年轻的身体却累了。青春渴望一种更有亲和力的召唤,渴望被理解和涂抹上更鲜艳的色彩,也曾偷偷地想过换一件比皮衣更舒服些的行头。 电台DJ引进“非主流”这一概念已值九十年代初,迟是迟了些,不过更便于我们感受完整的景观。人们不仅听到了“音速青年”(Sonic Youth)、“恐龙二世”(Dinosaur Jr.)、“简的嗜好”(Jane’s Addiction)和“小妖精”(Pixies)这些八十年代非主流代表乐队的唱片,还很快地认识了“声音花园”(Soundgarden)、“蜜浆”(Mudhoney)、“涅盘”(Nirvana)、“珍珠酱”(PearlJam)、“石庙向导”(Stone Temple Pilots)、“叫树”(Screaming Trees)、“讨厌鬼”(Melvins)和“泰德”(TAD),得知在“非主流”模糊的范畴下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分类“垃圾摇滚”(Grunge)。或者也可以叫它“邋遢摇滚”,反正在字典里一样找不到确切的翻译。无论如何,在有着金属的张扬、朋克的热忱和实验探索的声音中,青春得到了更彻底的安慰,孤独感和哀伤有处落脚了。 不仅仅是追随,我们也目击了“碎瓜”(Smashing Pumpkins)和“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s)杀入主流的过程。继硬摇滚和重金属之后,中国乐迷开始了又一段共同的记忆。断代史式的唱片收藏宣告结束,从此跟上了美国的步伐,一步也没再落下。所以,柯特·科本去世的那天我们能够记忆犹新,在他生活的27年里,至少有3年是有我们陪伴的。他被脆弱和迷茫轰死在辉煌里,我们一样觉得他是烈士,会把四月献给他的亡灵。 从非主流到后垃圾 一开始我们还说不清乐队在非主流的小厂牌发行唱片有什么样的意义,只觉得那是件很酷的事,起码它是小众,和别人不一样。1983年左右,美国的朋克摇滚蓄起了长发,朋克和金属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开始缓解。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五花八门的后朋克乐队因为独立于主流场景而有了“非主流摇滚”这个集体称谓。非主流摇滚囊括了来自吵闹的流行乐、后硬核朋克、疯克金属、流行朋克和实验摇滚的所有元素,为之后的垃圾摇滚奠定了基础。乐队中的大多数都签约于独立厂牌(事实上若他们跑到大厂牌旗下日子也不会好过,难以得到真正的尊重)。

Seven Mary Three 的所有伴奏:

3′59″

320 kbps